12月9日-10日，美國主辦的所謂“民主峰會”將線上上召開，這被認為是本屆美國政府“價值觀外交”的重頭戲。日前，中俄兩國駐美大使聯名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發文，反對美西方單方面認定“誰是民主、誰不民主”，認為此舉將分裂世界。
民主是全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實現路徑多種多樣，不應由一箇國家說了算。美國策動的“民主峰會”究竟目的何在？怎樣看待民主的價值、歷史程序和實現路徑？我們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展開了對談。
1、俠客島：您怎麼看待美國策動的“民主峰會”？
鄭永年：這當然是美西方話語霸權的體現。學術界對民主有一些通行標準，但顯然，美國不是按照是否符合標準來邀請參會方的，而是按照自己的政治偏好。即使是西方媒體，也在爭論很多“受邀國”究竟是不是民主政體。
比如沒有受邀的俄羅斯，當年葉利欽上臺時，美國就一直吹捧俄羅斯的民主。美國不喜歡普京，所以就說俄羅斯不民主。又如匈牙利，也被排除在外，連《紐約時報》都說很荒唐，人家的總理都是投票選出來的，憑什麼說人家不是民主政體？美國就是根據意識形態、權力偏好來決定誰能參會、誰不能的。
明眼人都知道，峰會目標就是對付中俄。其實拜登在競選時已經提出要做這件事了，當時他說美國民主面臨外部挑戰，“尤其是中俄”。真是這樣嗎？當然不是，美國民主面臨的最大威脅在內部，美國國內激化的民粹主義跟中國、俄羅斯有什麼關係？那是美國內部經濟、政治、社會結構不平衡造成的，怎麼能怪其他國家呢？
這次峰會明顯是一場政治操弄，我把它視為一種“行為藝術”。實際上就是發動意識形態冷戰，在國際上繼續搞劃分陣營那一套，逼各國站隊，但坦白說，作用有限。
2、俠客島：那麼，到底誰有權來評判一箇國家是否民主呢？
鄭永年：有幾點必須明確。第一，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民主政體。西方國家有的是議會制，有的是總統制，有兩黨制和多黨制。美國說兩黨制比一黨制民主，但民主顯然不簡單等同於政黨數量，更重要的是質量。若數量可以定義民主，那擁有幾百個政黨的印尼顯然比美國更民主。同樣，美國一直說兩黨制最穩定，但如果你去問德國人，說他們的多黨制不如美國兩黨制民主，顯然德國人也不會認同。
第二，民主是有歷史性的，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形式。幾乎所有西方學者都會贊同，真正理想的民主只能存在於古希臘小城邦（熟人社會），存在於一小批不用勞動、天天討論政治的“有閒階級”內部。但這種民主基礎是奴隸制，要靠大量的奴隸供養民主。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工業革命後，西方出現了商人民主，也就是資產階級民主。英國在二戰前，有投票權的是交過很多稅的白人男性，少數民族和婦女沒這權利；瑞典在1971年後，婦女才有投票權。現在西方的一人一票制，是1970年代民權運動鬥爭的結果。但如今的西方民主進入了“民粹民主”階段，英美尤其典型，選出了很多極右翼或者極左的政黨和政客。
經驗地看，民主是工具，是一種政治秩序和政治安排，選代表也好，選治理者也罷，目的是為了治理好國家。就這點來說，民主必須符合一箇國家的文明、文化、國情，鞋子合不合腳，穿鞋的人最有發言權，不能由其他人說了算。打個比方，美國以前穿38碼的鞋，現在穿42碼，就說穿38碼的人不民主，哪有這種道理！
貧鈾彈汙染給伊拉克民眾造成損傷（圖源：央視網）
3、俠客島：美國知名政治學者亨廷頓曾經觀察過很多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和民主制的過程，他認為成功案例並不多。為什麼一些國家空有民主軀殼，經濟社會發展並不成功？
鄭永年：亨廷頓看得很準。無論西方還是非西方國家，要取得成功，得遵循“經濟—社會—政治”這樣的優先順序次序，即先創造財富，後分配，再逐漸調整政治權利。遵循這個次序的，民主質量就高、政治社會就穩定；顛倒次序的，則往往陷入混亂、動盪或低水平迴圈。
可以看看二戰後獨立的大部分前殖民地國家。這些國家往往比較貧困，但很多繼承了西方制度，對多黨制、憲政、言論自由都有明文規定。看起來“民主”的政體，讓經濟社會發展起來了嗎？很多美國當年支援的拉美“民主榜樣”、亞洲“民主燈塔”，到今天還擺脫不了政變、軍管的動盪宿命。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很多時候，民主是利益分配，是“分大餅”。如果餅都還沒做大，怎麼分？理論上，人均GDP100美元、1000美元、1萬美元，都可以一人一票，但投票質量能一樣嗎？社會普遍貧困的時候，一包香菸、一塊肥皂就可以收買選民。社會富裕意味著更好的教育、更多人具有理性思考能力，他們參與政治的動機、能力、意願就明顯不同。
美國歷史學家摩爾和社會學家李普曼都說，民主是需要經濟條件的。
同時，民主也需要內嵌於文明本身。不同文明、歷史背景的國家，可能有不同的民主傳統。你在一箇家長制、酋長制的部落國家嫁接投票選舉，能行嗎？顯然不行。
中國強調發展是民主的基礎，這很正確。後發國家首先得爭取集體發展權利，這樣才能參與世界競爭。
其實，不少西方學者從自己的國情出發，對西方的民主理論、民主現狀多有反思。相比之下，很多沒有民主傳統的發展中國家卻對民主有著狂熱崇拜，認為本國發展不好的原因就是沒有民主制。這更說明瞭美西方民主話語、理論霸權的根深蒂固。
民主當然是人類的共同價值。但如何實現符合自己國家的民主？我認為可以總結出幾條規律：
一、民主制度要符合這個國家自身的文明、文化、國情，反之肯定失敗；
二、民主程序需要以經濟社會發展為前提，緩慢、漸進式的民主化成功可能性大，激進的變革往往失敗；
三、一箇國家的民主制度要成功，要讓各國自己去追求，內生民主成功的可能性要比外加民主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2019年11月8日，智利示威人群聚集在首都聖地亞哥市中心，引發持續社會動盪。圖源：新華社
4、俠客島：現在美西方面臨嚴重的民主困局，選民極度分化，右翼、極右翼政客政黨上臺；社會撕裂、缺乏共識，只能把矛盾往外“甩鍋”。一場“民主峰會”，能解決這些問題嗎？
鄭永年：的確，無論理論還是實踐，美西方的民主模式都面臨巨大危機。
美國以前很成功。二戰後到上世紀80年代，是美國民主最風光的時候，推行凱恩斯主義，社會福利擴張，中產階級佔到總人口的60%-70%。
但風光掩蓋了很多問題。80年代後期，新自由主義崛起，美國逐漸從中產社會變成富豪社會，絕少部分人口掌握了巨量社會財富，中產階級大幅萎縮，現在在50%左右，整個社會滑向民粹主義。這些問題顯然不是選舉能解決的，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還有種族的結構性問題。
西式民主面臨大問題。有本書叫《局外人的崛起》，討論在民粹政治下，越來越多的“政治素人”上臺，老百姓普遍對社會不滿，進而厭倦傳統政客的伎倆，就投票給傳統政治的局外人，即所謂“政治素人”。尤其是網際網路時代，有錢的、長得好看的、擁有某些技能的，都可能博得選民好感。於是，有的國家選商人，有的選足球運動員，有的選喜劇演員。
但治理國家這麼重要的事，肯定要交給有經驗有能力的政治家。你讓一箇“政治素人”去治理國家，能指望他彌合社會裂縫、推動改革嗎？
包括西方民主中最自詡的“忠誠的反對黨”，現在還有嗎？“忠誠的反對黨”存在的條件是精英選舉。但現在藉助網際網路，極端聲音最容易傳播，各黨派、政客的話語和行動不是為了大眾福祉，而是為博取存在感、固化票倉，社會也隨之陷入撕裂。
美國國會大廈遇襲後混亂場景（圖源：美聯社）
5、俠客島：西方媒體和政客總是批評中國不民主，他們來來回回就是“一黨專政”“威權政治”“獨裁專制”等話術。您如何看待中國自身的民主發展歷程和獨特價值？
鄭永年：對於中國民主的理論和實踐，現在研究得還遠遠不夠充分，我認為至少可以分3個層面分析。
一是“賢能民主”，就是“先選拔、再選舉”，黨內幹部的培養、考察、任命就遵循這一原則。中國歷史上有科舉選拔，有異地任職、幾年一動的“流官”制，這些傳統制度都值得研究借鑑。“賢能民主”的目的不是為了選而選，選是手段，目的是選對人、選好人。
二是“協商民主”。西方人總批評一黨制不民主，其實，只要作為政治秩序主體的“一黨”搞開放政治、開放決策，其效果不僅不亞於多黨，而且更有效率。中國現在也是複雜社會、複合經濟體，利益多元，但我們有協商民主，中國的事，大家商量著辦。
三是“參與民主”，這跟西方形成了鮮明對比。美西方認為，投票就是參與，就是民主，但在實際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重大法案、政策卻只向利益集團開放，兩黨達成一致，國會就透過了。老百姓怎麼參與呢？前些年中國搞《物權法》《民法典》，都是長達六七年的討論，一次次徵求意見，各個渠道公開徵求。怎麼能說中國的立法機構是橡皮圖章呢？
美國現在很緊張，感受到了競爭壓力。很多打壓中國的招數都不管用：搞經貿脫鉤，脫不了；產業轉移回國不成功；失去了中國提供的大量物美價廉產品，通脹壓力巨大；對華搞高科技封殺，反而刺激了中國人自主創新的決心和力度。
整體上看，經過這幾年博弈，美國對華的招數越來越少了，他想打“民主牌”，讓他打就是了。以前新加坡的李光耀老被西方媒體批評，他說，我又不是西方媒體選出來的，我是新加坡人民選的，我對新加坡人民負責就好了嘛！
中國也是一樣，中國共產黨有中國老百姓支援就夠了。面對美西方的民主鼓譟，我們坦然處之，做好自己的事最重要。